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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战略:在转变的历史节点上

【信息来源:【作者:【信息时间:2006-04-14 00:00  阅读次数: 】【字号 】【我要打印】【关闭

 

转自:中国科技信息网 时间:2005122910:13

 ——访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元

 

    中国经济时报20051228报道   “中国的科技战略将围绕向‘强国’迈进这一主题,这是自主创新提出的一个本质。”12月22日,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元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我们是个经济大国、科技大国,但大而不强,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大’到‘强’的追求势所必然。”王元解释说。王近年来一直承担国家科技领域重要攻关软课题研究,目前兼任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小组副组长。  

 

    2005年12月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自主创新”提升为国家战略。1978年3月,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思想;1995年5月,第二次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即将于2006年1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科技大会,主题将是“自主创新”。

 

    王元认为,转变时机的成熟,与“十五”科技的迅猛发展密不可分。

 

    “十五”之变

 

    “‘十五’之所以提出跨越式发展,是因为目前我国许多产业在原有产品与技术范围之内,要沿着别人的路子走,是没有多少空间的,几乎不可能突破。比如家电领域许多产品与标准,美日等发达国家围绕技术升级的发展脉络,早就构筑了标准与专利,并且这个标准与专利不是一个,是一个群体。”王元说,“所以要提出,抓住技术更新换代的契机,另辟蹊径、实现跨越。”

 

    “跨越式发展有两层含义,一个是科技本身的进步,一个是它所引起的产业变革。‘十五’期间我们在前者的进步是巨大的。”王元介绍说,“十五”期间,中国在信息、通讯、材料、能源、生物等各个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十五”期间,国家在三大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973计划的基础上,确立了12个重大专项,从直接面向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直接面向国民经济发展的未来需求两方面着眼,一举在多个领域取得突破。

 

    不仅在部署上,在操作层面,“十五”也有不同以往的操作思路。

 

    “12个重大专项在组织的机制上,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创新。突出在工程化、集成化、企业化‘三化’。按工程化的方向组织,意在解决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瞄着明显的市场需求来组织重大的科技攻关;这种工程化的组织方式又是群体性的技术突破或技术创新,实际上解决的是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比如电动汽车,不仅要解决燃料电池问题,还要解决操作系统问题、整体运行的平衡问题,补充动力的系统建设问题等。许多项目可以分解出几十个上百个的单个技术,本身是在工程化这样一个方向上进行集成。第三个突出的特点是这些工程化项目都是以企业为牵头单位,企业作为主体进行操作,而且实行了项目经理人制度和项目监理制度,保证了这些工程项目在一开始就面向产业化目标,在项目研发的过程当中,采取了企业化组织方式,强调了责、权、利的统一,强调了项目本身在实施全过程的监管。”

 

    “三化”是非常重大的机制创新,在此基础上,12个重大专项都取得了重大成果,无论在专利的产出还是实际的价值实现上,有力地支撑了相关产业的技术升级。

 

    “市场换技术”之争

 

    “国家从来没有明确提出过‘市场换技术’这样一个政策,这只是一种理论上与政策研究上的说法,目前相关的争论有点简单。”王元说。

 

    他认为,把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说成是“市场换技术”带来的后果过于简单化,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在当时特定阶段下这种做法带来的变化与作用。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国力的增长、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产业学习能力的增强和我们国家越来越多的产品与企业能够进入到国际市场、具有国际竞争能力。

 

    “从引进技术与资本的角度,当时的这种取向有4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王元总结:

 

    1、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产业真正知道为谁而生产,生产什么。

 

    2、在整个产业层面对如何进行生产、怎样进行生产提高了学习的能力。

 

    3、合资、参股、独资等形式,对中国企业与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多健康的资本,带来技术含量和现代管理制度。管理体系、管理理念、管理经验对中国产业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4、通过外资的进入促进了整个竞争的发展。通过这种竞争,推进了整个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从历史的角度应该看到它积极的方面,当然它肯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这不能成为争论或否定过去的政策与做法的理由。”王元说,“现在大家认为‘市场换技术’失败或失灵了,实际上与目前我们站在的这个重大转变阶段有关。一个本质的特点就是要使中国无论从经济、从产品数量的角度,作为一个大国,要向一个强国转变。对于未来,中国既要充分利用巨大市场与差异市场的优势,也要进一步坚持这种开放的做法,关键是要在有一个大市场及一定科技基础的条件下,真正提高本国的科技能力与创新。”

 

    “认识到我们转变的必要性来源于过去的积累,那我们就要站在这样一个视角往前看。”王元强调。

 

    发展之忧

 

    “中央强调转变增长方式,对我们来讲意味着对当前发展的一个基本判断,以及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战略机遇期的认识。”王元说。

 

    2003年我国GDP约占世界的4%,但重要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却很高,中国经济大概消耗了世界石油生产总量的7.4%,钢铁生产总量的27%,原煤生产总量的31%,氧化铝25%,水泥40%。

 

    据测算,我国每创造一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是日本的11.5倍。中国的能源利用率仅为美国的26.9%,日本的11.5%。

 

    按照这样一种速度发展,按照这样一种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来获取持续增长,“从经验上判断难以维系”,王元说,中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工业化过程,实现了长达20多年9.1%以上的增长速度,现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至少到2020年人均生产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在今后15年中间继续保持相当高的增长速度,要实现长达40年相当高的增长速度,这在整个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

 

    王元介绍说,按照世界经济的统计来说,日本保持过31年的高增长,韩国曾经达到过27年,我国的台湾省达到过26年。但是,我国又是一个如此庞大的经济体。中国整个的工业增长过程当中的结构差异性之大,结构特殊性之强,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罕见的。在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大概80%由四大部门完成:第一是采掘、第二是冶炼、第三是化学、第四是电力,呈现出一种非常明显的工业化演进阶段。

 

    回过头来看,维持中国经济如此高速增长的方式,还是“三高一低”(高消耗、高投入、高成本、低附加值),这对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很大挑战。但最关键的只有一点,就是寻找到改变这些状态的技术手段,为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更多新的手段,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从这些年的发展来看,中国经济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很高。中国目前有将近200种产品在世界排名第一,大部分还属于低附加值的,主要还是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这种贸易格局下,一方面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非关税性壁垒的挑战,比如说技术标准,另一方面也遇到一些政治选择,比如遏制中国,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如果仅仅停留在依靠低附加值产品,可能中国还是一个大国,但不可能是一个强国。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确实面临着很大的资源危机、生态危机、环境危机,可以看到,我们这样对资源的依赖对于一个大的经济体来说是难以持续的,我们整个二氧化碳量的排放仅次于美国,环境的承载能力明显处于极其脆弱的状态。正是这种压力,正是这种瓶颈性的约束,正是这种危机,开创了科学技术发展本身的重大需求。科技发展必须迎接这样的压力、迎接这样的危机所产生的越来越现实、越来越迫切的需求,新的科学和新的技术发明意义特别重要。用技术体系的更新,来替代原有的科学技术方式,也是我们在理解所谓‘科学革命’、所谓‘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期、机遇期’时非常重要的方面。”

 

    体系之转

 

    “‘十一五’期间,国家五大创新体系中,以企业为主、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及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军民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将取得值得期待的发展。”王元介绍说。

 

    其他三大创新体系为:大学与科研院所相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围绕创新活动的中介服务体系。

 

    “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在于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前,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比如,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从1990年的5%上升到这两年的50%以上。特别是能源消耗高,能源弹性系数(能源消费增长率/GDP增长率)改革开放以来至2000年一直是在1以下,而2001-2004年达1.29,其中2004年为1.6。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扩张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因此,国家在确定“十一五”的经济增长目标时,特地提出,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耕地减少过多状况得到有效控制。

 

    “一类企业卖标准,二类企业卖专利,三类企业卖服务,四类企业卖产品,五类企业卖苦力”,反映了当前市场竞争的新态势。在我国,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大力开发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支持开发重大产业技术标准,构建自主创新的技术基础。要增加科技投入,使研究与开发投入从2004年占GDP的1.35%提高到2010年的1.5%以上和2020年的2%以上,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还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优化创新环境,等等。

 

    王元介绍说,今后15年,国家将在如下四个方面着手转变:

 

    1、立足于国情和国家发展的紧迫需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突破一批重大关键技术,提升科技支撑能力;

 

    2、瞄准国家战略目标,实施若干重大专项,带动国家战略产业的发展;

 

    3、应对未来挑战,超前部署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提高科技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4、深化体制改革,加强科技人才培养,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为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提供可靠保障。

 

    “民营企业参与技术创新与技术供给,以及军事技术应用于民用领域,诸如‘神六’所涉及的新材料、新加工工艺、新燃料、新照相技术等等,‘十一五’期间都值得期待。”王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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