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国，离不开汉魏；说汉魏，离不开曹操；说曹操，离不开许昌。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在汉末的社会动乱中，广大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不仅社会秩序荡然无存，而且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没有保障。面对这种局面，曹操希望尽快恢复社会秩序，重构一个理想社会。正如他在《度关山》一诗中写道：“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车辙马迹，经纬四极。黜陟幽明，黎庶繁息。于铄贤圣，总统邦域。”历史的风云际会和自然的地理形胜以及历史的文化传统，使曹操得以能够以许昌为基点来追求自己的宏图远志，他创造理想社会的伟业从许昌开始，并由许昌而走向辉煌。
曹操重构理想社会的政治基础在许昌。建安元年（196年），曹操亲至洛阳朝见汉献帝，随后迁都于许，取得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优势。这种政治优势使曹操在政治上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曹操与汉献帝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建安十九年二月，汉献帝遣人聘曹操二女入宫。而在建安二十年正月，他又立曹操的二女儿曹节为皇后，这就是献穆曹皇后。曹操在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一文中非常诚恳地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所以，对于皇家的礼仪与特权，他也是非常维护的，如《魏志·陈思王植传》载：“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曹操之所以能够在许昌站住脚，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在政治上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
曹操重构理想社会的军事基础在许昌。对曹操而言，其军事行动往往都是其政治活动的延续。在初平三年（192年）的青州战役中，他将黄巾军彻底击败，获降卒三十余万，人口百余万，从此青州兵成为曹军的精锐。建安五年官渡一战，曹操彻底击溃袁绍的军队，在建安九年又取得了邺城战役的胜利，建安十二年远征乌桓取胜，建安十六年大破关中诸军。他先后战胜了袁术、吕布、张绣、袁绍、刘表、张鲁和马超等割据势力，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以许昌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获得了稳固而持久的和平。
曹操重构理想社会的物质基础在许昌。著名的许下屯田为曹操统一北方和解决民生问题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建安元年正月，曹操在许昌颁布了著名的《置屯田令》：“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并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他深刻地指出，秦国之所以能统一六国，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定略西域，都是以解决粮食问题为前提的。曹操的许下屯田，成为“奉天子以令不臣”之外的又一有力措施，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而且对后世也影响深远。
曹操重构理想社会的文化基础在许昌。曹操在逐步统一北方的同时，还吸引了大批文士，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和曹植）为核心的许昌文人集团。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产物。“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和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与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以及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独特风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所言：“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曹操重构理想社会的人才基础在许昌。曹操平生重视人才建设，曾先后三次发布《求贤令》，提倡唯才是举的人才战略，许昌的荀彧、荀攸、荀悦、陈群、郭嘉、赵俨、戏志才、钟繇等一大批名士汇聚在他的麾下，形成了英才云集、共创大业的鼎盛局面。《魏志·陈思王植传》裴松之注引《典略》载曹植与杨修书曰：“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曹操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行动，几乎都有许昌谋士的参与，而善于采纳优秀人才的正确意见也是曹操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如初平三年，毛玠就向曹操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的战略性建议，曹操深以为是。建安元年，曹操采纳枣祗的建议，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有效地利用许昌和其他地方的人才资源是曹操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